当“性感野兽”彼特·丁拉基谈起一个被车撞死的男人

(原标题:当“性感野兽”彼特·丁拉基谈起一个被车撞死的男人)

身高137厘米的“小恶魔”彼特·丁拉基做过信息员，玩过乐队，参加过剧团演出，却始终没有掀起一丝浪花。但《权力的游戏》让他成为艾美奖与金球奖的双料明星，演绎了“性感野兽”的冰与火之歌。

在独立王国曼哈顿岛，切尔西大厦外暮色笼罩的第十大道上云集着各色行人——体态轻盈的办公室女郎，衣着合体的都市男孩，不同种族的夫妇以及来自欧洲的游客；一个围裙上溅有血水的壮汉；一个推着一架子服装的时尚达人；一个身材健美牵着一只哈巴狗的男人。小汽车焦急地响着喇叭，公交车疾驰而过，太阳照耀在哈德逊河上，洒下一片活力无限的光芒。

彼特·丁拉基坐在他最喜爱的一家餐馆中靠窗的位置上，面朝北，正好面对着窗外的人潮。头顶的灯光很明亮，爵士乐的音符在室内流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烤面包的香气。零星坐在店里的几位客人一目了然，厨房打烊了，在为晚餐做准备。他要求坐在靠里的位置，但工作人员正在那儿吃饭。他已经在附近住了一阵子，算得上是餐厅的一位常客。HBO的热播剧集《权力的游戏》使他成为了赢得艾美奖与金球奖的双料明星，他似乎没有理由拒绝这个众人瞩目的位置。

丁拉基浓密的长发被一顶起球的编织帽盖住。他夸耀着他的普通黑色牛仔、T恤以及James Perse 牌帽衫，他说这个品牌以宽松舒适的帽衫著称。尽管他身高只有137厘米，比我矮28厘米，但坐在那里时他看上去要比实际高些，我要微微抬起头才能直视他灰蓝色的双眸，从他的眼中你可以了解周遭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法读出他内心的感受。低垂的眼角令他略显忧伤，即便是笑的时候也抹不去这种神情。他又粗又浓的双眉总是皱在一起，一副十分谨慎的样子；他对世事无常深有体会，出生时他就中了两万五千分之一的概率，患上了软骨发育不全症——这是一种基因缺陷，会导致骨骼发育异常。有那么一瞬，我的胫骨在桌子下碰到了他不算小的切尔西靴，这是甲壳虫乐队成员最喜欢的短靴样式。我没有借此机会窥探他的脚底距离地面有多远。

我曾花费数日仔细查证他的确切身高，以至于对别人常对我讲起的一段亚伯拉罕·林肯关于身高的评论脱口而出，他说一个人的腿够不够长，取决于他的脚能不能够到地。

“啊，那么林肯多高?”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不知道，180厘米左右?他有巨人症。

“他在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中比我重要得多。但我们却不知道他的确切身高，对吗?”

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查到。

“我在某处读到托马斯·杰斐逊的嗓音很尖利，声调很高。”

华盛顿镶过木牙，对不？

“哈。这些人放在今天可没发活了。一个总统怎么能说起话来尖声尖气的？根本不可能。”

我们坐在那儿，坐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紧挨着窗户，天色越来越暗，我想此刻从窗外朝里看会有一种类似商场橱窗的效果。人们从窗前经过，朝里面盯着看，看了几眼之后突然反应过来，然后拿出手机拍照。人们表现出的不只有偶遇明星时的骚动：他们的脸上挂着惊讶的表情，以及发自内心的兴高采烈的笑声。

在《权力的游戏》第四季中，他所饰演的那位倍受欢迎的提利昂·兰尼斯特将经历许多跌宕起伏，自从本季拍摄完毕，丁拉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一个月。到健身房锻炼、创作剧本、拍电影、遛他那只重达45公斤的拉布拉多及大丹犬混血爱犬、履行他的家庭责任，在家照顾他两岁大的女儿，而他的妻子埃里卡·施密特则在紧锣密鼓地执导两部即将接连上演的戏剧。20多年来，他们曾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八处公寓中生活，“到了现在的年纪我开始爱上纽约，但我不再把它当作度假的地方。这儿让我有点儿发疯。”他坐立不安地急着回到他们位于城市北部的家中。步行穿过城市的街巷，叫一辆出租车，哪怕仅仅是买一袋狗粮—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一股骚动。当然，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成为名人只是将效果又放大了。即便在他还不出名的时候，也总是引来别人的目光。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从事舞台表演30年，出演过30余部电影（包括他在5月上映的《X战警：逆转未来》中的表演），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多个奖项后，再也没人把他和小矮人混为一谈了。

此时，窗外正有个女人抱着一个流着鼻涕蹒跚学步年纪的小孩。她声情并茂地对着孩子的耳朵说话，亲吻着她粉嫩的小脸蛋儿，指着丁拉基的样子活脱像一位在动物园给孩子讲解动物的母亲。看啊亲爱的，是《纳尼亚传奇》里的杜普鲁金！

他无法做到视而不见。

他露出一个夸张的笑容，做出一副郑重的样子，讽刺地挥了挥手。

“你好啊。”他说道，语气中既有嘲讽又有顺从。他的嗓音是深沉的男中音，犹如木管乐器发出的乐音在我俩之间的空气中回响。“你好啊。你好啊。”

你一定遇到过不少有趣的人吧，我是说，他们想对你表示同情。

他用他那并不算小的双手托住脸颊，摇了摇头。“有些相遇意味深长。”他转了个话题。

他摩挲着自己的山羊胡。“一个清晨，”他因为出演《心灵驿站》（2003）一举成名后，“我走在洛杉矶的梅尔罗斯大道上。有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停在我前方—大概就在那株植物的位置，约莫距离我180厘米？他看着我。他没朝我挥手，不过他看着我，然后他驶入车流，接着一辆车，就像这样，嘭—瞬间夺去了他的生命。”

你是他生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

“是的。我是他在这世界上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你和他有了某种关联。

“我和他有了某种关联。然后他驶入车流被撞了。开车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家伙。我跑进我正要去的咖啡馆。他们让人叫了救护车。然后我跑出去回到那个男人身边，但他已经死了。我不想离他太近。那个上了年岁的司机停了车，缓慢地从车上走下来。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周围没有其他人，你懂吗？这是在洛杉矶，没人走路。街道上空无一人。有那么一段时间，四周寂静无声，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男人死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你懂的，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最先迎来的往往是平静，然后才是慌乱，接着救护车和警车也赶到了，那里便成了事发现场。有片刻时间是我在他身边度过的。”

他抬起他那上镜的脸颊，注视着近在咫尺的天堂，命运无常，他转过脸不去看窗外。我不禁想到提利昂·兰尼斯特（是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一个容貌丑陋的侏儒）的大段独白，他是一位原始社会中备受争议的现代思想家，一位极度忧郁的实用主义者。

“死亡的方式千差万别。”丁拉基说，“有些人可能会病上好长一段时间。例如，我的父亲罹患癌症很多年，然后去世了。他还太年轻。他才只有70多岁，太年轻了。但年迈的人去世和这个男人的死亡不同。

他很可能只有25岁。他很可能刚在我要去的地方吃过早饭。然后就死了。仿佛，他的生命突然就被夺走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品尝着咖啡。他吃掉了盘子里的芝士和苹果，却没吃面包。窗外涌动的人潮一刻也不曾停息。

接着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问题，于是我问他：“你是否觉得可能是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丁拉基的眼睛瞪得老圆。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可怕的表情。

“不，不，不，不！”他大叫着，防御性地举起手，就像要把这个想法挡在门外。“不！我从没觉得！一点儿也不。”

我只是好奇，你知道，因为——

“哦，老天！你这个混蛋。竟敢——哦，迈克。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想法。这原本是个关于我与陌生人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故事。哦，混蛋。哦，你这个家伙。伙计！”

对不起。只是——

“到此为止。别再说了！我今晚会做噩梦的。我是天主教徒，记得吗？”

周五夜晚的格林威治村，四个家伙挤在一张半圆形的皮沙发上。

“想聊聊Womfy牌床上用品吗？”丁拉基问道。

他握住我安在录音笔上的小麦克风的前端。“这是我的朋友布兰登·布莱克。”他模仿记者的语调说道。“他是位企业家兼发明家。是B-R-E-N-D-O-N。”他拼写道。

“人们总是说成Brandon。”

“他还是长曲棍球手、调酒师和编剧。”乔纳森·马克·谢尔曼补充道，大家都叫他舍曼。

我们聚在Knicker bocker Bar & Grill后部角落里一个有点儿旧却很舒服的隔里。屋外，正在下着冰冷的雨滴。前窗上结了一层雾。舒缓的爵士乐三重奏的乐声从屋子正中飘至四方。人渐渐少了，顶着厚厚蓝色头发的乐队成员见证了Knic在商业区作为非商业区Elaine’s的替代品的时代，它吸引着作家、演员和各界名流。

丁拉基和我从7岁起就会来这里。10岁左右，他的朋友们也加入了。本宁顿学院的毕业生如同细胞分裂一样在这里越聚越多，人称“汉堡男孩”，鉴于丁拉基是素食主义者，这三个在新泽西北部土生土长的家伙很早之前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无奶三明治冰激凌”。过去的七八年当中，只要有可能，他们每月总会在这里聚会。此时时间已接近午夜。桌子上还有一块没用过的拼字游戏板，一块吃剩下的芝士蛋糕和几把粘着食物残渣的叉子。酒已经喝过好几轮。本宁顿学院91级的学生丁拉基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丁克。他喜欢加一块冰的波本威士忌。他正在品尝第三杯。

“给他们讲讲Womfy是怎么一回事。”丁克催促道。

“它是一种在枕头空间设计方面的颠覆性技术。”布兰登说，他是92级的。他在大学主修文学，毕业后干了广告，他说他认为做Womfy是个好机会，可以让他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他甚至亲自参与了设计。“枕头上有个放耳朵的洞，如此一来你侧身睡时耳朵就不会压到脸上了。”

“是从充气娃娃上获得的灵感吗？”丁克问道。

“还是那只是传言？”舍曼接着说。舍曼是三人当中年龄最大的，90级，当年即将从高中毕业的丁拉基以预备生的身份造访本宁顿学院时舍曼遇到了他。这是一次夜间创作，演出的剧目是《孤儿》，一位学生演员帮丁拉基剃了光头，最终他成功入学。第一学期，他和舍曼一起演出了《樱桃园》。在这所以其与众不同的学生群体（以及包括学校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著称的小小的学院里，舍曼可是个大人物。他童年境遇悲惨，18岁时他创作了一部剧本，这部剧参加了在纽约的“青年剧作家文化节”，随后又被改变成电视作品。在《樱花园》中，舍曼扮演革命者特罗菲莫夫，丁克扮演87岁的老听差菲尔斯。“毫无疑问他是佛蒙特州有史以来演菲尔斯演得最好的年轻人。”舍曼说。

几年前，舍曼的半自传剧作《Knickerbocker》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首演，丁克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灵感来自布兰登。后来，这部剧又登上了纽约公共剧院的舞台。想想，舍曼说，他扮演的许多角色都是受到布兰登的启发，他是“无奶三明治冰激凌”团体中最年轻的一分子，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个单身汉。

“它是为了睡眠而设计的。”布兰登说。他用从祖母那里继承的钱做了这件事。他的语调表明他是认真的，没在瞎胡闹。

“它有助于睡眠。”丁克确认说，他估量着自己的话。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欧洲拍戏，可能有些跟不上众人的节奏。

“是侧睡专用枕。”布兰登更正他。

“点击Womfy.com。”舍曼大声宣布，“你一定会喜欢。”

“现在我要从全部销售额中拿10%！”丁克激动地说，“到目前为止你卖了多少？”

布兰登耸耸肩。他还嘴说道：“十个？”

丁克的本宁顿学院和“无奶三明治冰激凌”团体之路始于新泽西莫里斯敦的郊外。正如他所说，尽管一出生他就不得不面对身体缺陷造成的不便，但他的童年和大多数人一样，过得很平常。他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时常在假蝇钓鱼等业余爱好中寻求慰藉。他的母亲是位音乐老师，经常把学校的大录像机搬回家给儿子玩。丁拉基说，除了5岁时为矫正双腿做过一次痛苦的手术，他的父母并没特意为他日后的生活做什么打算。“他们从没把我当个特殊的孩子看待。你该怎样就怎样。你只是更加独特，你知道，因为你和大家有所不同。”

丁克的高中时期是在一家天主教男校度过的，学校里一位奇特的牧师尽管宣誓安贫守贞，却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机，还收藏了大量的电影录像带，丁克由此发现了自己对表演和电影的热爱。“他最先给我看的是费里尼的作品，还有卡索维茨的全部影片。虽然自称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见识过安东尼奥尼让人觉得有点儿，不过那都是真的”。大学时期，丁克“留着飘逸的长发。他的发型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嬉皮士”。

布兰登随后说。本宁顿学院只有600名学生，丁克在一个注重差异的氛围中得以充分发展。“起初他给人感觉是那种冷冰冰的家伙，怎么说呢，很不善于交际。有点儿冷漠。不过一旦你和他熟了，就会发现他绝对是最逗的人。”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早些年我们一起都在街上，我会很明显地注意到那些人，你知道，他们因为他的身高盯着他看。”舍曼回忆起他们毕业后在城中一起度过的日子时说道。丁克在一家叫作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Service的公司全职工作了将近七年。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丁克说，“我的工作就是把信息导入电脑。我一直留在那儿工作是因为他们让我留在那儿——听着挺搞笑的，我有一个隔间，我逗别人大笑，我和收发室的伙计们一起抽烟。他们似乎并不介意我每周五请病假，因为我周四总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喝个烂醉。”

“彼特醉的程度总是我们的双倍，因为他比我们小一半。”布兰登说，“他穿着靴子在我家呼呼大睡。我们说这是他的‘靴子时期’。”

丁克还曾在一只名为Whizzy的朋克-疯克-饶舌乐队演出。他说，一天晚上他们在CBGB俱乐部表演，他“在台上乱蹦，不小心用膝盖磕到了太阳穴。我就像席德·维瑟斯一样（朋克乐队“性手枪”的贝斯手），舞台上都是血。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抓来一张脏兮兮的餐巾纸，在脑袋上按了按，然后接着演出”。

同时，尽管他在威廉斯堡成立的以Steppenwolf乐队为灵感的剧团Giant失败了，丁克却始终没有放弃在写作和表演领域寻求发展。他拒绝了季节性商业片中的矮人精灵和侏儒角色，努力想证明自己是个实力派的演员，只是恰好个子矮。渐渐地，他结识了一群演员和独立电影制片人，包括史蒂夫·布西密（《开麦拉狂想曲》）、导演亚历山大·洛克威尔（《13Moons》）以及汤姆·麦卡锡——他的《心灵驿站》讲述了一个男人在新泽西一处废弃的火车站独自生活的故事，创作时他的脑海中想象的就是丁克。而这个角色也让他的演艺事业获得了重大突破。

舍曼结婚后，有一天在家中与导演埃里卡·施密特讨论未来的剧本创作计划。施密特偶尔会抱怨她的社交生活。于是舍曼拿出手机，开始浏览朋友们的电话号码。

“我说，‘让我们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人，我们邀请他来玩玩棋盘游戏什么的。’”舍曼回忆道。“看到彼特时，我犹豫了，她问，‘你为什么犹豫?’”

“你看，是这样的，上大学时，彼特总是将对所爱之人的感情埋在心里。你看，他们最后都成了最好的朋友。好得难以置信。然后某天晚上，他会在派对上袒露真心，说出他的真实感受。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我对埃里卡说，‘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是我交往了十年的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个非常棒的人。但如果你跟他处不好，你和我就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那天晚上丁克赢了期盼游戏。这对夫妇自那之后就走到了一起。

“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舍曼说，“总会觉得惊讶，虽然那是在很早以前，我们都还年轻，丁克已经懂得如何使用他的目光、他的表演、他的整套应对机制——他自有一套与这世界相处的方法。他并非总是顺心。当然也有烦心事。但他的态度是，‘好吧，如果你为了这个我无法改变的事实而盯着我看，那么我就给你点儿好看的，用我能掌控的方式。’如今人们看他，是因为他所取得的成绩。没有过多龌龊的反应，真是太美好了。”

桌子前的逗弄之间有了片刻安静。

“我们来玩拼字游戏怎么样?”布兰登问道。

“好啊。”舍曼说，“我们是比赛还是随便玩玩?”

丁拉基拿出一个布袋。“选一张，混蛋。”

凌晨两点，“无奶三明治冰激凌”小组走Knickerbocker。我们站在门廊跟前，拉上拉链抵御冰冷的雨滴，避开从酒吧里走出来的大舌头的醉鬼——“你没你自己以为的聪明！”——以及一位深色皮肤的热辣女郎——“碰见你们是我最愉快的撞星经历！”

沿着第九大道向西走，我们很快就到了舍曼家门口。透过二层一家亮着灯的房间窗户，能看到一只生活在笼子里的鸟，我们对舍曼道了晚安。布兰登住在第九大道上更靠西的位置，他一定要丁克上楼去看他家新来的猫，那家伙的体形都赶上了一只身材肥硕的比特犬，我们乘坐一部鸟笼似的老式电梯到七楼时，遇到了一个话很多的夜班电梯工，认出丁克就是“荆棘的游戏”（错将Thrones说成Thorns）里的演员他非常兴奋。

摸过猫，亲眼见过了一个Womfy枕头后，我们又乘着那部样式古怪、吱呀作响的老电梯下楼去。我们在布兰登家里的时候，那名电梯工似乎在网上查了丁克的资料。“我想说的是《权力的游戏》。”他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必介意，朋友。”丁克用剧中的口气说道。

我们沿着潮湿闪亮的街道前行，车灯和交通信号灯为地面洒下斑斓的色彩，和每个走在曼哈顿雨夜中的路人一样，我们没走人行道—我们两人轮番走在前面，不停转头朝身后看，就像想搭便车的旅人，希望能打到一辆出租车返回遥远的曼哈顿西海岸。

出租车倒是很多，就是没有一辆是空的。它们疾驰而过，溅起水花，用熄灭的车顶灯嘲笑着我们。尽管在桌子前坐下时显得比我高，但一站起身他立刻就变矮了，可能比官方数据中说的“137厘米”还矮，随后的研究表明，这一数据是软骨发育不全症患者的普遍身高。我俩走在空旷、泥泞、坑洼不平的街道上时，我抑制住自己的父爱本能不去牵他的手。

丁克首先打破沉默。“第一天晚上，我离开你之后，还记得吗?我想告诉你那晚发生了什么。”

洗耳恭听。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女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差不多和我一样年纪，也可能比我年长几岁，她看到我，停下来，泪流满面。”

“她看起来不像是脑瓜有毛病，于是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只是想告诉你，我男朋友昨天死了。《心灵驿站》是他生前最爱的电影。我遇到你仿佛是某种迹象。我真不敢相信。我现在难过得要死，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拥抱？’”

“当然，我给了她一个拥抱。”丁克继续说道，“接着她说，‘太神奇了。’向我表示感谢之后她离开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走在路上既会遇到拿出手机冲着你猛拍的白痴，也会有像这个女人一样的人。这样的相遇令我感动不已，因为它是真诚的、纯粹的，却又如此悲伤。我猜她的男朋友岁数不大——当然，我没询问她男朋友去世时的情形。我想我提到那个是因为，你知道……”他的声音听不清了。

又有许多出租车带着水花驶过。我们终于放弃，走回了人行道。我们将各自的帽子和套头衫裹得更严实，加快了步伐，我们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丁克的切尔西靴在水泥地上敲击出铿锵有力的节奏。

突然一辆警车出现在我们跟前。它在我们身边来了个急刹车。

后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跳出来。

“伙计！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位警察惊呼着，他是个身材高的非洲裔美国人，在他面前我们两个都变成了矮子。还有一位警察，她从副驾驶座探出头来，乐得嘴都咧到了耳朵边上。“我必须得跟你握个手！”大个头的警察说着朝丁克伸出手。

丁克对他表示感谢，也伸出了自己的手。他朝着警车郑重地挥挥手。你好啊。你好啊。

寒暄完毕，我们尴尬地站在原地。夜已深，天气很冷，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能捎你们一程吗？”警察问道。

文/Mike Sager 摄影/Tom Mun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