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先生 | 刘家琨：投入到中国的混乱中去

(原标题:年度先生 | 刘家琨：投入到中国的混乱中去)

你现在看到的是《时尚先生Esquire》12月特刊“年度先生”专题（点击这里查看年度先生全名单）。接下来我们会陆续推送“年度先生”的封面报道。今天是第8天，主角是年度建筑师刘家琨。

2018年，刘家琨作品西村大院正式投入运营，从精神自由到探讨公共秩序，他不再迟疑，主动投入时代洪流。

“精神幻象”是刘家琨在建筑实践中的追求：不只是实用、功能，或者是风格、手法，建筑可以穿透以上种种，到达新的精神高峰。他无法形容的更具体：“好东西是很难形容的，我也很难表达它。但你站在做对了的东西面前，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刘家琨：投入到中国的混乱中去

撰文/张洁平 摄影/吴明（Studio6）

来自达卡的精神“确认”

37岁之前，建筑师刘家琨一直觉得自己走了歪路，埋头写小说才是正经事。80年代进大学，“精神性”是他们那代青年念兹在兹的东西，和自己的诗人、画家朋友比起来，他总觉得在建筑设计院的工作太“物质”了，不比文学“澄清”，没有诗歌“惊心动魄”，也不像画画那样“表达自由”。

刘家琨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形容那时“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伏案制图的老工程师透过汗衫耸起的肩胛骨，使我心头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慌……”已经做了9年建筑师，但他还没有“打开心里的开关。”1993年，他几乎要转行，但在上海一个建筑师朋友的个人展览上，突然，就被那些并不完美，但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作品击中了。他第一次在那么“物质”的建筑中见到了精神原乡的雏形，同行的好友何多苓、翟永明形容他是“一夜突变”，忽然就从一个摇摆不定的文学人，回到了“建筑人”的路上。

他自己回忆起来，这种更确切的精神“确认”来自遥远的达卡。

20世纪的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在贫穷的孟加拉首府达卡修建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几个建筑：国会大厦、国家医院。很多年后，刘家琨都记得他1990年代第一次看到康的房子时的震撼：“恒河泛滥，大地变成一个一个浮岛，植物比人类和建筑更永恒。如果没有一个精神高度，没有信仰，人就不能在那生活。建筑也一样，如果建筑没有精神的高度，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康抓住了最抽象的层面，达卡的‘原风景’：‘水泛平原，在一片水面上，有一个浮岛’。”

“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的小庙。其他的都不重要，什么铁皮盖啊，吵闹啊，挂满的衣服堆满的垃圾啊，团团围住，但基本的原风景，就在那里。在一片海上有一片漂浮的东西。”刘家琨形容那是“一个民族、族群、群体的精神幻象”。

“精神幻象”这个词，也成了刘家琨在建筑实践中的追求：不只是实用、功能，或者是风格、手法，建筑可以穿透以上种种，到达新的精神高峰。他无法形容的更具体：“好东西是很难形容的，我也很难表达它。但你站在做对了的东西面前，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处理混乱后才能得到自由

1996年，刘家琨40岁，在完成了第一部小说作品之后，他终于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专心做建筑。这部小说在建筑师刘家琨功成名就的十几年之后才出版，叫《明月构想》，刘家琨自己形容创作过程为：“有点像运动员上场之前，要去一趟卫生间，把自己想写的写了，然后专心地来做建筑。”

他开始体会到建筑作为一种语言的挑战。“建筑太有用了，太有用的东西要达到无用──而且不是把功能解决了才去──是要在太有用里面，同时达到无用。”在这个过程里，想要实现最后的精神呈现，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现实操作上的东西，把握住好项目，与甲方沟通，说服甲方，说服施工队，应付这中间所有的扯皮与混乱，“那些最笨重、最艰难的困难，特别像写作里面，你面对结构混乱、理不清、不可收拾的状态，你得正确面对这一部分，不是要陶醉在模型的效果图里，要有能力去解决它，然后才能得到某种自由，去接近本质。”

“但建筑的精神性标准不纯是艺术的。人为什么要盖房子，盖房子就是要用，建筑师要把‘使用’和‘艺术’放在同一个高度。这问题特别繁杂，但也特别结实。你要是不考虑建造，不考虑使用，不考虑行为，你来做一个场景，那是一个永久性布景吧。所以这么想建筑，会越来越有意思。它给你设置了很多限定，很多难题，但你还还是要穿越它，达到某种高峰。”

建筑师刘家琨到达的第一个高峰，是2002年在成都市郊建成的作品：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这是一个私营的南传佛教石刻艺术博物馆，先有内容策划，后有建筑设计。展览内容的策划者是诗人钟鸣，钟鸣找到了刘家琨，告诉他：“我已经找了你，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在很多建筑师看来，这是个难得“自由”的项目：位于市郊，用地宽松，在河滩与树林之间的一块10亩平地，有石桥，有水流，有竹林，几乎没有什么“现实”需要处理，只要建筑能配得上它需要烘托的精神标准。对刘家琨来说，这个相对纯粹的项目，让他有机会抛开杂念，探索建筑本体的问题。而最终，这也结晶成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也屡屡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美的建筑之一。

一个反高潮的院落

又过了10年，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住宅、公共建筑、商业建筑的历练之后，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的刘家琨，遇到了他又一次的重要挑战。

2012年，他和有“中国最好的甲方”之称的地产商杜坚合作，接下了在成都市区一个巨大的项目。这是90年代从体制内下海的杜坚在手里攥了多年的核心地块，也是向来怀抱文化理想的杜老板，在北漂搞了多年的文化事业铩羽而归回到成都之后，“重出江湖”的第一个项目。

今天回忆起来，两人都会笑着说：“仿佛十几年的相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项目做准备。”和文化产业结缘多年的杜坚，坚持要把这块位于成都西城的空地打造为成都的“西村”──对应纽约东村的形象，一个创意者的社区，创意产业的起搏器。而面对立交密布、高楼林立的城市，刘家琨对这块地的想象则是：院落。一个低矮的、反高潮的院落，是记忆中川西平原的民居院落，也是社会主义时代保留了集体生活的大院儿。

于是，在许多次的争论中，“西村大院”这个名字浮出水面。在刘家琨手中，建筑外形也从纸板模型到实际施工，一点点成型。

那真是一个在高楼中间低洼下去的“院落”。四五层的小楼围出了闭合的一个大圈，中间是足球场、跑道、游泳馆。有人行步道在这交织出的院落空间中凌空飞跃，上下穿行，行走其间，看着这一个平地而起的大“院子”与外面的高楼，会有强烈的不真实感──你很难形容那到底是怀旧的感伤，还是科幻的惊奇。

审美上的体验见仁见智，对刘家琨来说，这个项目的挑战意义在于这大概是他做过最“无中生有”的项目：“鹿野苑是在既有的氛围上做事情，西村周边的情况跟它却是对抗的，是无中生有，什么可以借鉴、发生共生关系的都没有，所以建筑师需要去从无到有建立一个清晰的秩序。”

而跟鹿野苑所对应的个体精神生活不同的是，西村是典型的中国建筑师对公共生活秩序的想象：“鹿野苑就像家，像私人的小园林，像写一个主题鲜明的短篇小说；西村大院从一开始就没有个体诗意的设定，像是要展开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画卷，定义一个公共生活，许多东西需要组织和控制。”

刘家琨承认，这种想象是很“中国”的，甚至很“四川”。他形容这片奇异的巨大院落对应了自己内心的原风景：“一片土地上有一个盆子”，是四川盆地，是杂糅了各种可能性的火锅，也是儿时记忆的院落。

“中国院落、城寨的秩序感是很强的，强于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外面都是灰灰的墙，精彩的在里面，人们是在秩序中自如相处，大家的关系是框定的，这跟中国文化有关。”这种在秩序中自如相处的状态，刘家琨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想象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精神自况。不是空无一物的自由，而是在一个给定的阳台上独处、看天、与时空相处。

明年他60岁，他形容自己不想置身事外，而是“投入到中国的混乱”，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幻象”，在作品里“传达与时代能量相对称的东西”。

提问个人IP的年代

E：有人说2018年是IP元年，你如何理解作为个人的IP？

刘家琨：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

E：在你所在的行业，5年前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如今又是什么？互联网和资本正在通过IP改变你所在行业的游戏规则吗？

刘家琨：专业专注吧。互联网渗透了每个领域，都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娱乐化社会只会比谁更闹腾，不比谁真好。

E：你觉得你所从事行业的危机是什么？

刘家琨：中国一直以来的高速建设环境(虽然近两年有所放缓)。大部分人都有想得到别人认同的焦虑。

E：请畅想十年后你所在的行业的变化。

刘家琨：或许更多的建筑师或公司以改造旧建筑为主业；而且做更多跨界的尝试，并不局限于传统建筑的模式。

撰文/张洁平 编辑/杨潇

摄影/吴明（Studio6） 统筹/谢如颖